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历史所造成的社会学与历史的隔膜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到的问题，也是社会学家们努力引入各种“历史维度”、“历史视角”并进行“历史转向”努力的主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飞舟教授在2016年发表的“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一文中，就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领域之一——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为例，从研究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来说明引入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并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历史维度进行一些正面的讨论。

　　周飞舟发现，当前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框架下的“项目制”研究，另一个是在组织社会学框架下的政府治理行为研究。两者主题虽略有差异，但其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将政府行为放到一个“结构”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其中，“项目制”的研究主要借助的是中央地方关系的“纵向”结构框架，追踪项目资金在政府间由上到下的流动过程，在权力-利益的分析模式下透视政府间关系的互动方式，从而对政府行为的原因进行一种分析性的解释。政府治理行为研究主要借助的是政府间关系的“横向”结构框架，政府部门间存在不同的权力-利益关系，这些关系及实际运作中形成的互动模式构成了我们对政府治理效率的理解。然而，这些研究的缺陷在于，一方面，用于政府行为分析的结构性框架过于正式化和制度化，导致学者容易捕捉不到或者遗漏掉了政府运作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另一方面，在分析政府行为时，使用了过多的组织学或者管理学的假设，这导致当前的政府研究范式过于“公司化”，并容易将政府行为的问题转化为“公司管理”的问题来进行研究。

　　从对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来看，信息是沿着科层制的构架流动的，比如通过各种文件来往、工作总结和汇报、各种会议和上级的调研等。但在实际的政府运作中，重要的信息则是沿着各种所谓“非正式”关系渠道流动的，比如各种饭局、聚会、聊天和八卦消息，一个领导了解真实的情况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时并不一定是通过会议和调研，而是通过秘书、“死党”、自己的被保护人或者自己的派系来了解，不但上级对下级如此，下级对上级也是如此。当前，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些“非正式”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和讨论它们时，经常把这些关系和关系网络看成行动者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网络，预设了它的不正当性。周飞舟认为，要摆脱这种思路，就必须去正面讨论这些所谓“非正式”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这些关系中内含的正当性来自于历史。

　　周飞舟以《官箴书》这种明清时代官场上盛行地专门教人怎样做官的书为例，发现每本官箴都会在开篇用相当大的篇幅进行“道德说教”。用现代组织学的眼光来看，《官箴书》强调的主要是官员的个人特征而非组织的结构和运作特征，这与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政府研究取向很不一致。实际上，当前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之所以有着过于制度化和技术化的缺陷，正是因为过于重视组织结构和运作特征，而相对忽略官员的个人和关系特征所导致的。而对官员的本身特征及其关系的重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学者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取向。

　　周强调，对官员本身品质和能力的强调和重视容易被视为“人治”而非“法治”的标志。事实上，如果着重考察实际运作过程的话，“人治”官员的专断性权力并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大。官员的顾虑主要来自于如何维持下属的服从和忠诚、如何不引起对自己的负面传闻或评论、如何在各种阻碍中推动政务的进展、如何维持上级对自己的正面看法等，在这些多重顾虑中要做到万无一失就必须小心谨慎。此外，政府官员在处理事情时也面对一些不得不然的处境。比如政府行政或事业单位的员工有家庭困难或者高龄而怀孕产子，经常会得到领导额外的“开恩”假期，比如可以迟到早退。这看上去是典型的“人治”的表现，但是从官员自身的角度考虑，他们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自由裁决权，经常是不得不“开恩”，否则就是不近“人情”。因此，所谓“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并不是任意运作，也不完全是以权力-利益为导向的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博弈，而是受一些“道理”的约束。这些道理包括应该体察人情、应该有施有报、应该帮助弱者等，实际上是一些行动伦理。

　　如果说制度制约了权力和利益在正式组织方面的分配的话，行动伦理则制约了权力和利益在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分配。也就是说，那些由亲戚、朋友、圈子、派系等组成的关系网络并非只是个人化的利益网络，同时也受到一些行动伦理的影响，即连接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的影响。这些行动伦理与正式的制度、规则以及科层制的精神很不相同，这是导致政府行为研究脱离实际的深层原因。所以，要认识非正式关系的性质，就需要认识清楚这些关系之上的伦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中找到其依据和源头，将官员行为中的行动规范和伦理因素提炼出来。这样才能达成对行动者行动意义的深入理解。

　　介绍文献

　　周飞舟.(2016). 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 江海学刊(1),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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