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隆隆，脚下的红土被炸得虚松，踩下去就到了脚脖子，王红用力开着枪步履踉跄地向阵地上冲，太累了，浑身酸痛地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结实的床上，一下放心了，这是和平年代。

那场战事过去已经25年了。

1985年年底，作为摄影干事，王红跟随兰州军区某集团军到边境轮战，1987年7月回撤。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头几年，每到除夕夜放鞭炮，他就有些不安。尤其是当那种带着长长哨音的二踢脚升空时，走在大马路上，他甚至都有卧倒的冲动，后来才渐渐好了。

梦中好多次，他又躺在了洁白的病床上，团里的摄影报道员袁熙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站在他跟前，腼腆又固执地说“师傅都上了，徒弟哪能不上”，接着就是袁熙被炸得只剩下半个身子的照片，王红又醒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说完，他自己爽朗地笑了。

掀开上衣，左肋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伤疤，肋下和小肚子上深深地印着两条10多厘米长的疤痕，那是给他大难不死留下的纪念。1986年10月14日，前线突击队执行“兰剑－B”行动，王红奔赴最前沿，跃出堑壕在战斗中拍摄照片，被炮弹弹片击中，身负重伤，战后荣立一等功。

每年的10月14日，都是王红的第二个生日。天南海北的战友们常常选择在这一天聚会以纪念那场战斗，他会找个僻静的地方，烧上几张纸，念叨两句。

1996年，王红以海军中校军衔转业到珠海一家报社，仍然干他钟爱的摄影工作，没过多久他就后悔了，“我天生是个当军人的料儿，不该离开部队。”

他的爱人杨鹰也说：“都这么多年了，那么多转业的战友都适应了地方，他还一直不太适应。”

一

1985年年底，跟随部队到达老山前线时，王红并不知道真实的战争是什么样儿，更不会想到10个月后，自己会生命垂危地躺在兰州军区第一野战医疗所里，被打断的肋骨戳进脾脏，弹片止步在肺中，距离心脏只有两厘米。参战带给他更多的是一种兴奋，“我要摘取摄影界‘高山下的花环’。”王红说。

然而直到1986年8月，他一直没有找到感觉。作为集团军的摄影干事，与他想拍摄的战地照片相比，更多的拍照任务是迎来送往、军民共建等内容。

那时王红从事摄影工作已经9年，摄影技术已很娴熟，一些作品也曾获得大奖，但他的摄影理念还被一些无形的枷锁禁锢着。

一些照片有摆拍的痕迹。他好不容易跟着运送补给物资的军工去趟前沿阵地，看到路边有一处漂亮的瀑布，为了把照片拍得漂亮些，王红就说，哥们，走到水里去，“这叫‘跋山涉水’”。

“当时的氛围中，我们拍的军人都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样板戏式人物，出来都是剧照、宣传画的效果。”他说。

到了前沿阵地，王红吓了一跳，从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全是一色的大裤衩，光着脊梁，胡子拉碴。“形象不好，不能用，我根本就没拍，只照了几张‘到此一游’的纪念照。”他摇摇头说，“中毒太深啊！”

一些地方摄影界的朋友在写给王红的信中，羡慕他上前线的同时，鼓励他关注战争中的人和人性，“你快快长大吧。”

“长大要付出代价啊。”王红说，“视而不见的生活过了很久，直到我8月遇到突击队这个群体。”

王红所在的某集团军轮战期间共出击“拔点”作战3次，某部“特功五连”担任对敌604、968阵地“拔点”任务，这是集团军的第一战，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仗。此次任务被命名为“兰剑－B”行动。

突击队在距离老山前沿几十公里外的大坪镇选择一块和敌军阵地类似的高地，构筑相似的堑壕、工事，反复进行模拟演练。

王红跟随军长到突击队视察时接触到了这个特殊的队伍。突击队队员训练量极大，除去白天的实兵演练，早上一个10公里，晚上一个5公里，每人至少要背负20枚手榴弹、6个弹夹、一支枪，还有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或者多支爆破筒。

“这个时候，你就不忍心再摆拍折腾他们了。我一下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敬畏。”王红说。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