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400余份“浙江解放”和“新政权建立”档案见证光辉历史

地图、布告、书信……一批珍贵的原始档案，首次以专题形式集中公布。近日，省档案馆联合部分市县国家综合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公布一批有关“浙江解放”和“新政权建立”的馆藏档案。

这批档案共计400余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再现了解放大军在我省各地人民武装的积极配合下解放浙江的战斗史实、浙江省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党领导浙江人民完成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等艰巨任务的光辉历程。

70年前的浙江大地，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些珍贵的档案又从何而来？记者走进省档案馆及宁波、嘉兴等地，采访了档案史料研究、保管利用等档案工作人员。翻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我们循着历史的痕迹，解密浙江的解放记忆。

《解放浙江全省经过要图》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

档案记录了什么？

展开了70年前解放浙江的壮丽画卷

17件馆藏档案在省档案馆“露面”，展开了解放浙江的壮丽画卷。

展台上，进军要图、作战命令、纪律手册、政府布告等一字排开。《解放浙江全省经过要图》前，一位观众俯身凝视，驻足良久。这是一张进军要图，为彩色印刷版本。白纸上，黑色细笔勾勒出了彼时浙江地形，彩色箭头指明进军方向与作战路径，空白处用红笔仔细标注了各地的解放时间等简要概括。

一旁讲解员娓娓道来，将时间带回70年前的春天。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从进军图中的作战路径可见，解放大军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渡江后分兵从安徽、江苏入浙，并迅速控制浙江战局。4月下旬，第三野战军组织了苏浙皖边围歼战，解放浙西北和浙北地区。5月3日，浙江省会杭州解放。7月9日宁象战役胜利结束，浙江大陆除磐安县外全部获得解放。

“从进军要图中标注的各地解放时间推测，这张图的绘制时间应该是1949年7月之后。”省档案馆史料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在研究这张进军要图时，她发现图中标注的最晚时间是宁象战役胜利日（1949年7月9日），而磐安解放（1949年10月30日）及浙江全境解放时间——1955年2月26日，解放军攻占平阳县南麂岛等均无标注。

在进军要图旁，摆放着《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作战命令》与《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作战公报第七号》。前一份档案形成于1949年2月16日，反映了三门县的作战安排情况。命令发布的第二天，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解放三门县城，这是浙江获得解放的第一座县城。“4月7日，浙南游击纵队解放玉环县，括苍支队活捉了伪玉环县长，并督促其写下了投降手令，创下了浙南争取敌军无条件投降的先例。” 讲解员告诉记者，第二份档案背后，还有这样一段趣闻。

实际上，这两份档案印证了浙江党组织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力量与解放大军密切配合的历史事实。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浙东第二游击纵队、浙南游击纵队陆续解放了24座县城。

“新政权建立”档案中，有几份颇为珍贵。展台上的《浙江省概况调查》，是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这是1949年4月下旬，浙江省准备委员会搜集资料编撰而成的，用来让南下的干部熟悉浙江情况，顺利接管工作。”省档案馆征集编研处负责人介绍，这本小册子体现了共产党对新政权建立做好了充分准备。

仔细翻阅细读，正文147页对行政区、人口、县一级组织机构，经济，全省交通金融文化等进行了细致描述。记者发现，文中还引用了大量方言俚语，记录了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与避忌事项。如写绍兴人吃饭时不能敲饭碗，老百姓认为“敲碗骂天”是不行的；送客坐船时，不能说“你慢慢走，应该叫顺风”。

“新杭州市委成立时，为了政权交接更加顺利，省委提出地方干部、南下干部、军队干部三方力量要相互学习和帮助，并要求新杭州市委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坚决斗争，并恢复和发展生产。”讲解员说，新杭州市委成立后省委向中央汇报了这一做法，随后中央作出批示“请采取此项经验解决华中各城市的组织问题”。档案《华东局 浙江省委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记录了中央对新杭州市委成立的方法与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档案从何而来？

有官方保存的，有民间捐赠的

这些珍贵的档案，源自何处？又是如何从战火纷飞的年代流传至今的？展出结束后，记者带着疑问，找到负责档案管理利用的“老档案人”。

“馆藏档案一般分为官方文件和民间档案两种类型。这次省馆公布的17份档案属官方文件，大部分来源于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全宗。”省档案馆档案管理利用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档案之所以能保存得如此完整，是因为我党早在建党时期，就十分重视档案的收集与保管。

以杭州市为例，1949年5月7日，杭州刚解放仅5天，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按照“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分别接收了政务、财税、文教、工业、军事、公安等6大部门493个单位的7万余卷档案、资料和书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4年11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批准国务院设立直属机构——国家档案局，同步开始筹建中央档案馆，并于1959年建成开馆。1965年，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先后成立，成为省、市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和社会各界利用与研究档案史料的中心。

“为了延长这批珍贵档案的使用寿命，档案库房在防火、防盗、防紫外线、防有害生物、防水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我们在清点、整理、调阅、利用珍贵档案时，都必须要佩戴手套，保护档案实体。”负责档案保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7年初夏，历经几次迁移的浙江省档案馆新馆正式启用，新馆库房扩展至近2万平方米，库房设施和保护功能也得到了提升。目前，特藏档案库房能保持恒温恒湿，温度控制在14℃-20℃之间，相对湿度控制在45%-55%之间。

今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给档案人敲响了警钟。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档案保护如何跑赢时间？浙江给出的答案是：为历史构建一个数字化世界。

“档案数字化不仅减少了原始档案的损耗，已公开档案还可通过网络实现远程共享，供老百姓异地查阅。”省档案馆负责档案查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去年年底，全省90%以上的档案馆建成或升级了电子文件管理统一平台，50%的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率超过80%。目前，浙江省档案馆馆藏301个全宗、120余万卷（件）档案中数字化已近70%。

据悉，本次公布的这批档案目前已经实现数字化，公众如有需要可到所在地档案馆进行网络查阅，或直接通过浙江档案服务网提交查档申请。

除省档案馆公布的17件馆藏档案外，今年各市县档案馆联合公布了一批种类丰富的解放档案。翻看各市县档案馆公布的解放档案目录，记者发现不少解放时期的老照片、参军通知书、作战立功证、烈士书信等民间档案的身影。

这些民间档案又是从何而来？循着其中一份珍贵的《淮海战役党员证》，记者追寻至档案来源地——宁波市档案馆。

“馆藏中不少民间档案都是由老百姓捐赠的。这张党员证我记得很清楚，是它的主人韩玉山老人亲手拿到档案馆的。”宁波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陷入回忆。8年前，宁波市档案馆公开向社会征集解放时期的战地文物。年过八旬的韩玉山老人得知后，将珍藏60余年泛黄的证书送到了档案馆，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珍藏，更是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韩玉山1947年参军时年仅19岁，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战争年代属特殊时期，没有入党宣誓仪式，也不能公开自己党员的身份，唯一能提供身份证明的就是这一份中共临时党员证。在危机四伏的战争时期，韩玉山曾用纸和布将这些“宝贝”包裹了一层又一层，收在背包里，片刻不离身。

档案有何意义？

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对于观众来说，档案公开的意义除了触摸历史，更多的是从遥远的文字与影像中，感知当下生活前行的力量。

在宁波公布的解放档案目录中，记者发现了一封烈士狱中书信。寥寥数语，感人至深。

“春假一别，竟成永诀。今天要说的话毕竟是太多了，但已经来不及，同时也不允许我说，引以为憾！我是牺牲了，望各位不要难过。惟望缘、平两儿多照顾，等他们长大成人，请告诉（他们），我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请他们原谅我。别的不啰嗦了，望你们善自珍重。”

这封书信的主人，是冯和兰烈士，鄞县石碶冯家村人。1939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4月不幸被捕。同年11月，在宁波江北岸草马路就义，时年30岁。这封信是冯和兰烈士戴着手铐脚镣，押上汽车临刑前，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今年5月，宁波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来到杭州，将这些书信仿真件送到了冯和兰的儿子李平山手中。“母亲牺牲时，我才3岁，对母亲的了解都是从亲人口中或各种档案和文史资料中得知。”面对母亲的亲笔书信，老人激动万分，读来热泪盈眶。

为了让人们铭记红色历史，近年来，宁波市档案馆不断开发利用馆藏红色档案，通过举办档案展览、邀请老红军宣讲、追寻烈士后代等形式开展红色教育，近5年已陆续开展12场，单场最多5000人次。

在嘉兴，一位青年为了铭记解放历史，花费了两年时间，组织编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嘉兴解放档案实录》。今年4月，这本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6月17日，记者来到嘉兴市档案馆，见到了这本书的编撰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岳钦韬。岳钦韬是位80后，从小就是档案馆的常客，聊起历史档案更是滔滔不绝，十分痴迷。

几年前，他在查找档案时，发现其中一部分有关解放的档案很有价值，于是产生了编撰档案实录的想法。这一思路与嘉兴市档案馆不谋而合，很快他们便联合组建团队开启了策划与编撰工作。

“这本书中没有回忆录，也没有口述采访，全文内容是从20万件文件、手稿、照片等原始档案中精心挑选而来。”嘉兴市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工作人员介绍，档案实录中70%的档案资料来自于嘉兴市档案馆馆藏，此外还充分挖掘了中央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院外交报告等全球各地的相关档案，图文并茂的原始档案客观、详实地呈现出嘉兴解放前后的历史轨迹与整体社会变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收藏价值。

原本只是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令岳钦韬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后，嘉兴一位87岁的退休教师王永和找到了他。王永和回想起了七十年前，嘉兴解放的往事。

“1949年5月，我17岁，正在家复习准备初中毕业考试。1949年5月6日晚上，我听见远处有密集的枪声，第二天一大早，城内已经没有枪声，嘉兴解放了。我走到外面去看解放军，第一批解放军是从西南面过来的，他们三五成群，慢跑前进，背了很多装备，然后进城。到了下午，大批解放军部队沿苏嘉公路南下。他们进城的时候，一起大声歌唱，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这些战士跟我差不多大，十七八岁到二十几岁，士气高昂，毫不拘束，与老百姓一样。解放那天秩序很好，街上的商店大部分照常营业，百姓纷纷上街给解放军送水喝，其他物品都被他们婉拒了。我认识共产党的优秀作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有一段真实的记忆。” 岳钦韬听过后十分动容，他将老人的回忆用文字仔细记录了下来。他说，希望当下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珍贵的历史档案，更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意义，汲取历史给予我们的精神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