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河“战士教授”朱伯康抗战故事：

呕心沥血著战史 桃李天下偿夙愿

本报记者 黄晓慧

10年前，适逢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年98岁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亲历者、被誉为“战士教授”的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朱伯康接受了新华社采访，不过遗憾的是，他于当年7月25日凌晨在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5月6日，记者专程走进古镇新河，探访了朱伯康故居台门，采访了他的两位侄子朱旭山、朱冬山，以期寻找朱伯康的故事。

古镇新河育英才 努力读书期报国

朱伯康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属羊。

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伯康先生的回忆录，其中关于家乡的自然、人文环境，有着生动详细的描述：“我家就住在披云山下，这座披云山虽不甚高，但风景幽美，山上树木花草掩映，我儿童时经常上山摘杜鹃花、山栀花，采杨梅、收红果。山顶有烽火台遗址，是用石块砌成的梯形方台，高出山地三米。远望此山如铁锅倒伏，中有凸顶，当地人均称此山为‘镬肚脐山’。山下有水井，周围居民饮水都依靠此井。无论是炎夏干旱还是汲水过量，井中之水都永不枯竭，随取随涌。井水甘而清，实是最佳的天然饮料。”“自新河城南门，向南行至山西街，至牛卜桥转东，走向金清大桥，均是官道与河流平行，那邻近大桥的一条街叫寺前桥街，此街与山西街衔接之处，是小河与大江交接处。交接处有船埠，那许多小船如绍兴的乌篷船一样，停泊在这里候客叫雇，可摇到任意要去的地方。我的家乡和全县乃至和江南苏州、无锡一样，水网交错，河流纵横，人民出行往往以船代步。我儿时及少年时，随父母走亲访友、外出读书，都是雇小船摇呀摇呀摇到目的地。直到后来，到航海码头，坐轮船出外，从家乡到海门卫一段路，也是利用小船交通而行的。我家门前一条小河，有小船在河中行驶，也能远达外地。”

朱伯康祖父朱良兴，靠做香（敬菩萨用而烧的香）谋生，朱良兴生朱子鉴和朱子海兄弟两人，朱子鉴壮年早逝，朱伯康刚满周岁就过继给伯父朱子鉴为子。

朱伯康称他六七岁时就读于寺前桥蔡壶冰私塾，读了两三年书后，他的父亲听说长屿闻福生家里办了所改良私塾名叫长峰书院，请了国学先生和新式物理、化学、生物的先生，还请了教英文的先生，这所书院“费用均摊，均须住读”，只收十余名学生，须经过朋友介绍，闻家认为合适，方可入学。朱父即托人介绍，得蒙允许，朱伯康即进入长峰书院就读。

朱伯康在长峰书院读了四年书，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之后，他到杭州安定中学求学。

劳动大学完学业 投笔从戎杀倭奴

1927年6月，朱伯康在安定中学毕业后，进入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该所“一日三操两讲堂，训练很严格、很辛苦”。原本规定一年毕业，但因孙传芳部反攻南京，养成所临时解散。他回到上海，报考新办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被录取，回家一趟后，就到劳动大学报到入学，这时已是1927年冬。

在农学院学习时，朱伯康感到很合意，遇到原养成所主任陈铭枢（时任十一军军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派人到上海招回南京养成所未毕业的人员，于是向劳动大学农学院申请休学一至二年，蒙批准应召赴广州。

1928年，朱伯康进入广州十一军“军官教导队”，保定军校毕业的华振中重视基本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每日两操三讲堂。“讲堂上课，除了步兵操典、军事技术、政治工作等外，常常讲中国受侵略的历史，培养大家的爱国主义，又常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爱国爱民道理，培养严格的纪律观念。我在军官教导队一年余所受教育，得益非浅，无论身体或精神，都有受益。”

学成后，朱伯康被分配至蔡延楷第十师卅团三营任指导员，工作不到一年，因内战即将爆发，1928年底，告假回沪。

1929年，朱伯康在上海劳动大学复学，但转入新添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系学习。下半年起与同班同学周绍臻等常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开始给该社出版的《读书杂志》等刊投稿。1930年社会史论战时，他写了《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刊于《读书杂志》，初露文才。

1931年6月，朱伯康从经济系毕业。8月随劳动大学的陶希圣到北京大学当助教，后在北平图书馆继续搜集抄录资料。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件后，朱伯康参加了北大学生的集会活动，也写小文章，其中有一首小诗写道：“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不知谁放倭奴入，昨夜将军大败还。”这首小诗登于小报后，引起了北平警察局的注意，他感到有危险，决定南下，投奔十九路军。

出生入死军旅路，遭逢土匪幸逃生

经十九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谋华振中介绍，朱伯康在总指挥部任参谋，数日后，在新成立的“义勇军指挥部”的指挥华振中与副指挥翁照坦的指导下，做些接见、登记、安排营地住宿等事。

那时候，他在战地接洽工作，到处奔跑，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几次遇到飞机轰炸及战火中飞来的枪炮弹，未中头彩，十分幸运。”

在此过程中，他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原来，那时候，总部派华振中送一份机密文件到苏州后方总部，命朱伯康随行。

“此时铁路已中断，交通处派美国旧金山华侨王玉山驾驶自己捐助的快艇专送。快艇驶至淀山湖，忽然有密集枪弹如雨一样打船上，船舱玻璃均被击碎，华即拉我紧急伏倒，卧倒在船底，不久枪声停止，船亦不动，发现前面驾驶室的王玉山同志伏倒在驾驶台下，满身是血，已经牺牲了。随即见有小船驾驶而来，跳下几个大汉，抢上搜摸我们身边的武器。我们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即被抢去，并被押上岸。继而他们在我们乘坐的快艇中搜查，岸上围拢来的人，增至数十人。过了一会儿，人群中有三人出来对我们两个幸存者说：‘起先不知道你们是十九路军的，我们都以为是上海殷户逃客，既然误会了，请你们原谅。我们对于打日本鬼子的十九路军敬佩得很，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现在还给你们文书、杂物，手枪也还给你们，你们走吧！’但快艇已被打坏，驾驶同志已被打死，如何走得！结果，他们另外派出一艘船，送我们到苏州。我们到苏州后，得知用密集步枪打我们的一帮人，是淀山湖一带的土匪。”

编写抗日血战史

但为后人留信史

总指挥部给朱伯康安排的另一项工作，是接待新闻记者采访。“一·二八”淞沪开战以后，到十九路军采访的新闻记者络绎不绝。凡到总指挥部采访的，都想要知道战斗的全局状况，总部往往就介绍他们到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找接待人员。

当时，朱伯康所接待的大多是上海四大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记者，尤以《时事新报》记者次数最多。他所回答的一般是当天得到的战报，较难的问题由高参华振中回答。只有少数记者能见到蒋光鼐或蔡廷锴。当时“一·二八”抗日战争中，中外新闻记者很多，报道形形色色，绝大部分都报道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战绩辉煌，能以少胜多，打退日军侵犯。

蒋光鼐和蔡廷锴两将军想到为历史留下真实史料，为客观事实存实录，命令华振中会同参谋朱伯康写一部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护抗日血战史。

两人受命之后，就开始收集材料。凡参谋处、秘书处所有内部文件档案材料，陈铭枢与蒋、蔡来往电报信件等，均作为写作中心材料，旁及各报剪报、当时的各种文章，均收集选用。最重要的是参谋处每天的战况日记、详细的军事部署、指挥调度、各战场战斗实况，作为本书重点均如实记入。接受写书任务后，华、朱两人就逐步移交所担任的工作，专心写作。自1932年3月1日起，他们移居苏州盘门外顾家花园中借一花厅小楼，总指挥部配备厨师及两个勤务兵照顾生活，专门安心写书。

华、朱两人在开始时，先立章节，然后分章，各人负责自行撰写、自行改动。全书共分1l章，华承担第一、第四、第十共三章的写作任务，其余各章节均由朱编写。

该书于1932年冬天完成，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作序，交神州国光社印行，于1933年10月即刊出初版，次年重版，此后陆续重印数版，大陆及台湾地区均有翻印版流行。1991年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29册影印发行。

得志当为天下雨

回国从教育英才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或称“闽变”）。“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和“人民革命政府”，“人民革命政府”从成立到瓦解，只有两个月时间，军队被遣散。按照遣散第四条规定，朱伯康被遣送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训”。到南京后，他找机会逃出，来到上海，因被通缉，后又逃至香港，投靠陈铭枢生活。1934年，他得到家中老父大力资助，又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资助下，凑了两万元大洋，到上海办理留学德国手续。三年后获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分别在广东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建国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第一任经济系主任，又被聘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先生在复旦执教40余年，桃李满天下。一生编著作品有《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合作）、《经济学纲要》、《中国经建设论》、《中国经济史纲》、《中国经济通史》（合作）等。

朱伯康在赴德留学时，曾在游轮上作《欧行》四律，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尺剑苍茫任往还，远游好趁此回闲。只身秭米浮沧海（按：‘秭米’，《往事杂忆》作此，按意思，可能是‘稊米’之误），万里风云望故山。得志当为天下雨，捐躯长卫汉河关。平生壮志依然在，浩气弥漫天地间。”“得志当为天下雨”是其志向，而朱伯康从参与抗战，到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为祖国培养了诸如吴敬琏等大量的经济学人才，便是其人生志向的最好实践。

朱伯康读过书的长峰书院闻加李台门近影。

20世纪30年代的朱伯康肖像。

全面抗战时期接见投军的童子军，大约是1938年在华振中的潮州第九旅处。

朱伯康仙逝前半年。

其中国民义勇军之奋起及其参战之经过一章，率先发表于当时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

军长蔡廷锴题词。